专利是发明和其他技术进步的所有权。

第三，中国发展不平等情况加剧。这种人为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很多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但是一旦政策变动就只能以破产告终。

在新的产品类型和产品属性约束下，提供财政补贴、促进要素投入等传统政策，可能无法真正培育中国企业在网络型产品市场的竞争优势，造成政策资源浪费和产业政策失败。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发展新阶段中经济增速下降的问题，从关注数量转型为关注质量。世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社会稳定，关乎中国企业的收益，关乎中国居民的财产与安全。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于2011年跌落到10%以下，2012年跌至8%以下，2015年跌至7%以下。不要强行为了保持高增长，做类似黄河安栏杆，长城贴瓷砖等强行拉动经济而实际收效甚微的举动，而应以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为基本目标。

中国应该减少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的介入和替代，避免在各个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上与发达国家全面竞争。因此，各个地方政府有降低污染标准和执法力度、扩大本地企业产量、吸引外地企业进入的动机。在微观层面，政府无须寻找直接政策抓手，更不能人为挑选赢家。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这些要素实现的，因此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这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开启了一个机会窗口，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要素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在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和教育培训投入的同时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会更多地从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发达国家则更多地从企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然而，提高资本—劳动比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会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反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学家在分解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发现，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产出的增长，因而把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那部分增长源泉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研究表明，从劳动力流动中每获得一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可以实现同等幅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而人力资本除了直接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条件。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进入高生产率产业，可以提高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

这就意味着，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用非市场竞争的方法扩大企业规模或者人为挑选赢家，都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相背离。伴随经济增长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是遵循生产率提高的目标和顺序演进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可见，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虽然显著，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这些要素实现的，因此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例如，在1978—2015年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合计为56%，而其余44%的贡献便来自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发展绩效的对比，也显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家通常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转移，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微观层面，政府无须寻找直接政策抓手，更不能人为挑选赢家。例如，我们对1978—2010年的平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这3个生产要素变量只能解释增长率的76.1%，余下的23.9%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完善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政策机制。在宏观层面，应建立以鼓励企业创新和提质增效为导向的市场激励机制。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优化、企业竞争、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可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种途径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指标具有高度综合性，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同时还应看到，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提供了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经济史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国经济发展成败。其中，户籍制度改革红利最明显。

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壮大、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消亡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便如此，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在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17年三个时间段，我国25岁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分别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

内容提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以政府有形之手构建和维护使市场无形之手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出要求，凸显出这一指标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要求。

这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开启了一个机会窗口，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借鉴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总结发展中经济体推动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相关改革包括改善营商环境，消除经营许可和要素获得方面的所有制和规模歧视，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等。随着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传统人口红利加快消失，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正是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正确理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要求，有助于找准改革关键领域，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很多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计量分析也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一些发达国家，企业的进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可高达1/3到一半。在任何时候，技术进步都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